编者按：马逢国是香港资深电影制作人及文化界代表人物专业股票配资网，更是连续多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作为《秋菊打官司》《最后的贵族》等多部经典影片的幕后推手，他的名字与中国电影的许多高光时刻紧密相连。早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的马逢国，投身电影行业后成为银都机构负责人之一，并于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投身政界，先后担任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及香港立法会议员。
▲马逢国
在与马逢国的对话中，尽管已离开电影制作一线近三十年，话题的核心始终绕不开对电影艺术价值的坚守与对社会责任的思考。他长期致力于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电影合作与文化交流，曾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银紫荆星章及金紫荆星章，被誉为跨越影视与公共事务的“文化使者”。
揭秘《秋菊打官司》：险因技术问题遇困境
访谈从影响了一代人的经典电影《秋菊打官司》开始。
改革开放初期，《秋菊打官司》由青年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于1992年联合出品，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获得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等众多国内外奖项。这部电影后来成为文化现象和社会学教材。
▲电影《秋菊打官司》海报
而这部电影，正是出自马逢国之手。1992年，他离开银都机构前夕，作为制片人，发行了《秋菊打官司》。
“我认为，这是张艺谋拍得最好的一部电影。”访谈伊始，马逢国坦诚表达了对这部作品的偏爱：“这部电影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在改革开放初期，能够提出一个比较淳朴、自然的法治要求，很有意义。”
谈及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马逢国透露，源于他想帮助当时身处困境的张艺谋。“艺谋当时面对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之前搞了几个片子，都被毙掉了。我跟他关系还不错，我说我得想想办法帮他解开这个结，摆脱这个约束。我就琢磨什么剧本，可以让当时的电影审查部门能够接受、认同。”
出乎意料的是，选择了这部看似稳妥的《秋菊打官司》，让他们“差点就陷进更大的麻烦”。
“是技术问题，你想都想不到。”马逢国详细回忆了当时的困境：影片为追求真实感，拍摄时使用了超16毫米摄影机，但电影局恰巧刚颁布禁令，禁止16毫米放大的影片公映。
为了解决这个险些断送电影的技术危机，马逢国往返内地尽力争取：“我当时跑到电影局局长的办公室去争取、解释”，拍着胸脯保证技术过关，才让电影得以上映。
在后期，马逢国把电影的品质做到了极致：将胶片送到日本冲洗，并且采用了特殊的字幕技术，“影片不是一般的字幕，每个字幕都打一半黑边，立体感很强。”这也使得后期成本飙升，“比一般35毫米电影起码多一倍。”
之所以不惜成本，是为了实现独特的艺术效果。马逢国还透露，“其实有些场景是实景拍摄，演员都是普通的群众，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拍电影。摄影机是藏起来的，这样拍出来的电影感觉更真实。所以，别看这部电影是小制作，但费的心血更多。”
最终，这部在技术边缘惊险过关的影片，不仅获得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更成为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经典文化作品。
回顾往昔，马逢国谦和地总结道：“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文化工作者。”尽管他自1992年离开银都机构，并于1997年香港回归前卖掉了自己创办的寰亚电影公司，离开电影制作一线近30年，但他仍深刻理解电影的魅力：“如果能制作出一部好电影，不管谁参与其中，人家的记忆都会保留一辈子，电影的魅力往往就在于此。”
谈及电影审查制度，马逢国基于数十年从业经验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视角，给出了务实的分析。
作为连续多届的全国人大代表，马逢国对审查制度有着更为宏观的思考。他肯定了审查存在的必要性：“我一直认为我们国家的国情复杂、民族众多，所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对社会的道德行为的规范多少有些差别。所以，要维系一个审查系统，从保护观众和保护青少年等方面，都有一定需要。”
对此，马逢国称赞内地同行出色的适应能力：“内地电影人面对这样的规管，适应性比较强，从编导、表演方面都能体现出来。”
拍电影必须有艺术价值
当被问及作为电影人最关注什么时，马逢国给出了明确而坚定的回答：“我给自己设定的要求是，拍出的片子数值必须艺术性强。”
马逢国进一步阐释了自己选择项目的三个核心维度：“看它有没有社会价值、人文价值，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艺术价值。如果都有，我就会有做的冲动。”这是他在商业电影环境中始终坚持的创作原则。
面对艺术与商业的矛盾，马逢国有着清晰的立场。他坦言：“在香港，我认为电影首先应该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然后才是经济效益。”对于艺术界理想化的“叫座又叫好”，他有着自己的取舍：“我比较倾向于先拍得‘叫好’，再要求叫座，艺术先行，包括社会质量、艺术质量、人文质量等，对我来说，我宁愿不一定赚钱，但首先要把电影拍好。”
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电影市场，这样的选择无疑需要勇气。马逢国理解同行不同选择：“当然，很多人选择另一条路，因为在商业社会，拍电影必须要先考虑赚钱。他们认为我不管什么最重要，唯一的标准是赚钱。我和他们有点不一样。”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电影理想。
这种对电影长久价值的追求，也是马逢国当年拍摄《秋菊打官司》等影片的初衷。他强调：“我希望的是，拍一部电影不容易，希望电影拍出来以后，即使隔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再看，依然能有所触动，有所感受，才有真正的价值。”
▲马逢国接受红船融媒采访中
谈内地电影：制作和艺术水平可以媲美好莱坞
在多年的合作中，马逢国对内地电影业的印象很深“我感觉内地的电影人在剧本的要求、文学的技巧、内容的要求方面非常严格，艺术水平也非常高。”他也精准地指出了早年两地电影存在的差异：“那个时候，整个内地不太重视所谓的娱乐元素、取悦观众的元素，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跟香港的差别很大。”
相比之下，马逢国这样描述香港电影的特点：“香港的电影人一定要搞噱头、一定要搞笑，或者有一个感动观众的内容情节，但是香港的电影总体来说对剧本要求就没有那么严谨，甚至很多电影临时改剧本的现象也经常发生。”
那么，艺术的严谨性是否会影响票房呢？马逢国从文化接受度的角度给出解释：“这跟大的气氛环境有关。内地观众已经适应，电影就应该艺术性很强、制作非常严谨的习惯。”
马逢国也回忆了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电影对内地产生的冲击：“当内地改革开放的时候，大众刚看到香港的电影，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吸引冲击，你刚才说，你们那一代人都是看香港电影长大，也正是这个原因。因为电影的对比很强烈，香港电影娱乐性非常强、很丰富。”
谈到30年的行业变迁，马逢国表示：“这30年变化太大了。我可以大胆说一句，内地电影行业受到香港电影的冲击和带动非常厉害，因此很多方面，比如现在内地电影的技巧，无论还是制作还是艺术水平，已经非常高，完全可以与国际，包括好莱坞相媲美。”
马逢国认为，这种进步得益于两地电影的深度交流：“这和香港电影与内地合拍、互相交流有很大关系”，同时他也客观地指出，“当然还是有一些方面，比如掌握观众的普遍心理，香港电影人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同时马逢国也坦言：“内地电影人拍的电影，多多少少会受到电影审查条条框框的约束。”他对比了两地的创作环境：“香港电影人如果在香港拍的电影，会更加不受约束，可以放开来拍。”但对于市场准入，他保持着务实的态度：“如果他们的片子要进入内地市场，还要接受同一套准则来审查，不过，有问题的地方剪掉就行了。”
谈电影《哪吒2》：市场成败背后的复杂因素
2025年年初，现象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突破135.09亿元，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位居全球影史票房榜第八名。然而，相比内地万人空巷的热度，《哪吒2》在香港却遭遇了滑铁卢，市场表现不佳。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海报
对于这种“一边热一边冷”的局面，马逢国以数十年的行业经验，做出了深刻评价：“其实要很理性的来分析一部电影的成败，往往不是很容易的，因为电影受的影响元素很多的。”
马逢国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假如一部电影首映当天，香港遭遇刮台风，大家都放假了，但是风又不大，所有人没地方可去，就都跑到电影院去，票房就火起来了。但假如台风太大了，刮到没有人能上街了，电影票房可能就不行了。差别就是这样，一场台风，早一点来、晚一点来，市场效果就完全不一样，可能带来逆转。”
针对《哪吒》这一具体案例，马逢国从文化心理和推广机制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在他看来，内地市场的成功有着独特的情感基础：“内地的观众可能很少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国产电影能够达到这样的高水平，所以有一种自豪感在，这也是促使大家进电影院的一个冲动。”与此同时，“我们的政府部门也可以大力全面推动宣传，所以推高票房可能有很大的助力。”
相比之下，香港则体现了自由市场的特点：“在香港，因为是自由市场，他缺乏这种组织起来的推动力，热度就会有差距。”不过他特别提到，“《哪吒2》在香港发行的时候，破天荒的几家电影发行公司联合发行，背后有一定的推力，我认同这种努力。”
马逢国深刻总结：“在香港，这个策略不一定能生效，所以一个片子票房好不好，往往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论。这是我干了几十年电影的总结。”这番话既体现了他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也展现了一个资深电影人对行业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采访：朱顺忠
编辑：许腾飞
摄影：黄敏丽
视频：李辰昊
统筹：李秀平
启灯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相关文章
热点资讯
